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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歷十五年摘抄加賞析
黃仁宇的《萬歷十五年》是一本明史研究專著，更精確的來講，是一本剖析政治制度的專著。下面是應屆畢業(yè)生小編收集整理好的萬歷十五年摘抄加賞析 ,歡迎閱讀本文!
全書從五種人物的角度出發(fā)，以萬歷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587年為點，來深度剖析當時的政治制度，試圖從制度角度來說明明朝的衰亡，這種衰亡是可悲的，亦是咎由自取的。
注：本文摘抄段落的頁碼以中華書局2007年1月北京第1版為準。
在古代中國，我們往往認為皇帝獨攬大權(quán)，可隨心所欲的操縱任何事物，但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。在多數(shù)時間里，皇帝扮演的往往是一種精神角色，用書中的原話來講，就是“活著的祖宗”。之所以造成這類現(xiàn)象，不是用某一個當權(quán)者的好壞能加以說明的，而要從制度的根源去探究。 在缺失的制度下，當權(quán)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人手中時，還可依照他們的性格好壞來對國家施以影響，如果他們有心辦好事，在宏觀層面來看，或多或少會為國家?guī)硪恍├帯５@種利處是十分有限的，他們個人的雄才大略只能制造出一個相對清明的局面，并且這種局面無法長久維持。一旦后世帝王不再有先祖的能力，使自身權(quán)力遭到了分割，就會出現(xiàn)種種弊端，又因為制度缺陷使弊端難以被修復，到最后甚至連皇帝本人也有可能會是受害者。這或許就是王朝不停輪回，周而復始的原因，因為制度的根本沒有任何改變，即便秦漢的組織結(jié)構(gòu)與明代有所差異，但其本質(zhì)不變，自然會走上類似的道路。
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，為使權(quán)力集中，廢黜了丞相制度，將所有大權(quán)攬于一身，成為他們。他想制造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，至少要求這個制度清廉到能維持他們朱家天下長久統(tǒng)治的目的。所以朱元璋對貪官的懲處是十分嚴厲，最為駭人聽聞的便是“剝皮實草”，將貪官的皮剝下來，再往皮里塞草，做成稻草人，以警示其他官員。但即便如此，問題仍是層出不窮，腐化更為嚴重，連朱元璋本人都發(fā)出“吾欲取貪官污吏，奈何朝殺而暮犯?”的疑惑。殊不知這是缺失制度下必然出現(xiàn)的問題，而這種問題隨著后世皇帝不再有先祖的魄力和威望，會愈發(fā)嚴重，直至滅亡。萬歷帝這一代就恰好處在矛盾和問題的臨界點，外加權(quán)力的分割，文官集團之勢遠超于皇帝，因此即便帝王有心改革，也難以得志。這就導致了看清現(xiàn)狀的皇帝愈加紙醉金迷，不再對政治報以任何幻想，而后世史官往往把王朝的衰落歸罪于帝王的這種行為。
那么明代的制度到底是怎樣的?為何會出現(xiàn)上述問題?《萬歷十五年》就作了十分詳盡的剖析。
明代是以道德體系而非法律來維護國家穩(wěn)定，也即人治大于法治。在書的開篇作者就以一件禮儀事件道出明王朝的制度核心：“我們的帝國，以文人管理為數(shù)至千萬、萬萬的農(nóng)民，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托出，拿來檢討分析，自然是辦不到的。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了禮儀這個要點，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，上下有序，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�！�
其實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，但明王朝的這種提倡目的并不單純，讓道德代替法律，讓帝國的司法從屬于行政，只要“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，上下有序，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”，就能使政府的統(tǒng)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團的思想行動趨于一致，從而達到維穩(wěn)的目的。這方面還有個例子，直接摘抄書中136頁所說：“儉樸本來是一種美德，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提倡儉樸，充其量不外是一種手段，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，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�！�
在普遍低能的狀態(tài)下，即便有好心的官員想支持公道，做點好事，也會因為各樣的限制，甚至是經(jīng)費問題而不了了之(參考書中141頁)。由此，長期以往，會造成帝國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脫節(jié)，使倫理道德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辭，做事時則另有一套。無論是皇帝還是首輔，想從中找一個折衷方案幾乎不可能(參考書中147頁)。
當然，這種道德的提倡也有積極的一面，有時候會讓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難時，不惜犧牲自己以完成任務(wù)(如下圖內(nèi)容)。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說：“他們帶有沖動性質(zhì)，也多個人成分�！辈荒軐⑵湟暈橹贫鹊膬�(yōu)良特征，并且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，“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，具備體制上的技術(shù)的周密，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箓�！�
作者黃仁宇似乎認為光從皇帝和權(quán)臣的角度來剖析這套制度不夠全面，因而將海瑞、戚繼光和李贄也拿來剖析一番。他們分別代表文官集團、武將集團和思想家，看他們能否走出這套必然失敗的制度，以個人力量來改變社會。
首先是海瑞，他是名極端的制度遵行者，制度的完善與否不在他的考慮范圍，比如：官員的薪酬極其低廉，如果不通過一些不正當?shù)氖侄�，幾乎不能養(yǎng)家。那么他海瑞不會上書建議養(yǎng)廉，也不會背地里中飽私囊，而是默默地遵行，并要求身邊的上下級都要走這一套模式，否則便會遭到他的攻擊。他自然是不懼怕上司的報復，因為他是嚴格遵守著制度規(guī)定得那一套，從而使他變得無懈可擊，連皇帝也敢罵，但這也使他變得孤立無援，政治抱負根本不可能實現(xiàn)。這既是海瑞個人的悲哀，更是制度的悲哀。制度制定者要求大家遵守這一套規(guī)則，但真正遵守的人卻被當作另類。那是因為這套制度在原則上就是另類(參考書中148頁)。
其次是戚繼光，他也是如此。由于制度的缺失，造成了一些必然的窘境，內(nèi)部自身矛盾無法克服，就引起了軍事上的不利。畢竟軍事是政治的延伸(參考書中165、166頁)。所以他鑒于俞大猷的失敗，只在有限的環(huán)境里施展自己的拳腳，哪怕他明知更有利的措施，如果環(huán)境不允許，也斷然不會考慮。由此黃仁宇稱他是“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，但是在可能的范圍里，他已經(jīng)做到至矣盡矣(參考書中177頁)�！敝劣陉P(guān)于戚繼光的污點，我和作者觀點保持一致，認為他不這樣做，恐怕抗倭大業(yè)也無法完成，這就是壞制度讓好人做壞事(參考書中179~180頁)。
這里要提一提俞大猷的失敗，他提出的軍制改革是對國家有利的，能改善其松散的結(jié)構(gòu)，整合力量，使國家保持自衛(wèi)的能力。但因涉及到文官集團的利益，遭到極大阻礙，而文官集團又是這個制度的核心，不能加以革除。故問題是始終無法有效解決。因此，要想破除舊制，需要天時地利人和，在不具有彈性的制度里，任何一步差錯，哪怕出發(fā)點是好的，也會遭到滅頂之災(參考書中171頁)。
最后的李贄也是如此，只是作者是從哲學家的角度來剖析，但結(jié)果與上述分析大同小異，不再贅述。
總結(jié)： 在一套先天不足的畸形政治制度下，困局是必然的，無論精英們?nèi)绾稳ジ牧�，都不能改變衰落的現(xiàn)狀。畢竟精英就是這套制度的受益者，不可能讓改革做到脫胎換骨的地步(參考書中219頁)。
萬歷十五年是明朝之敗， 這種敗局在一開始就已經(jīng)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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