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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國時期的箏樂
古箏起源于戰(zhàn)國時期,流行于秦國,故也稱秦箏。早期的古箏,為五弦,箏體為竹制,形式如“筑”。以后箏弦逐漸增加。東漢許慎和清代訓(xùn)詁家朱駿聲分別在《說文解字》和《說文通訓(xùn)定聲》中有具體說明。許慎說:“蒙恬改為十二弦,變形為瑟,易竹以木。”朱駿聲日:“古箏五弦,施于竹,如筑。蒙恬改為十二弦,變形如瑟,易以木。唐以后為十三弦。”現(xiàn)代更增加至二十一弦。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,三國時期的箏弦當為十二弦。
用假甲彈箏,最早見于南北朝時期(公元前502年)的梁代《梁書·羊侃傳》載:“有彈箏人陸大喜,著鹿角爪,長七寸”,在李商隱的《無題二首》詩中有:“十二學(xué)彈箏,銀甲不曾卸”,可見三國時期仍是用肉甲演奏。
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(165—212)為三國魏時著名文學(xué)家、音樂家,他將音樂與文學(xué)結(jié)合,將箏藝與文學(xué)融合,推進到一個箏、文與人品之化一的境界。阮瑀的《箏賦》對當時的箏樂藝術(shù)作了詳盡的描繪。這篇《箏賦》是這樣的: “惟夫箏之奇妙:極五音之幽微,苞群聲以作主,冠眾樂而為師,稟清和于律呂,籠絲木以成資。身長六尺,應(yīng)律數(shù)也。故能清者感夭,濁者合地,五聲并用,動靜簡易,大興小附;重發(fā)輕隨。折而復(fù)扶。循覆逆開,浮現(xiàn)抑揚,升降綺靡,殊聲妙巧。不識其為,平調(diào)足均,不疾不徐。遲速合度,君子之銜也;慷慨磊落,卓礫盤紆,壯士之節(jié)也;曲高和寡,妙技雞工。伯牙能琴,千茲為膜。蛟憚禽然,庶配其蹤;延年新聲,豈此能同;陳惠李文,蜀能是逢。”(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十四)
這篇賦,從箏的形制到為眾器之師、音樂效果、藝術(shù)風格、彈奏手法、音樂美學(xué),以至社會影響,都做了精辟的論述。他指出此時的箏已成為一種“曲高和寡”的樂器,并以枉、苞、冠、稟、籠來夸陳箏在眾樂器中的雄踞地位,可知秦箏在三國時期,為一種相當高尚的樂器,受到朝野學(xué)者、文士之普遍重視,在表現(xiàn)能力、彈奏技巧以及制作工藝方面,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。又說箏是群聲之主,眾樂之師,對箏樂極為推崇。在箏的演奏法上:“籠絲木以成資”是說古箏的取材和構(gòu)造;“五聲并用”則指古箏以五聲音階定弦;“大興小附,重發(fā)輕隨”則是說在以大、食指彈弦的同時也要講求強弱對比之表現(xiàn);“折而復(fù)扶”是次第使用按滑音與實音之變化奏法;“循覆逆開”是演奏樂曲開始與反復(fù)時運指的順序。另外,將彈箏的行云流水與做人之道相結(jié)合,借彈箏的高超技巧以喻君子品格。
據(jù)說魏文帝曹丕彈古箏彈得很好,而且不管到哪里,都要把箏帶上,隨時隨地都彈。他弟弟曹植也很喜愛古箏藝術(shù),留下了“彈箏奮逸響,新聲妙入神”,“笙聲既設(shè),箏瑟俱張”,“何以忘憂?彈箏酒歌”等和箏有關(guān)的詩句。周瑜在江南,也善于欣賞箏樂,后人為之作“欲得周郎顧,時時誤拂弦”的詩句以形容他高超的音樂鑒賞力。
至于古箏流派,當今的六大派系河南箏、山東箏、潮州箏、客家箏、浙江箏、內(nèi)蒙箏中,三國時期能看見影子是河南箏,當時魏之首都在洛陽,阮瑀曹植等人描述的大約是河南箏,其特色為深沉內(nèi)在慷慨激昂。
總之,三國時期,涌現(xiàn)了很多妙解箏音的音樂家,有的以箏為題材作賦寫詩,有的精通彈箏且擅長譜曲,有的擅長賞析,大大推動了古箏發(fā)展的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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